专访|王小帅:社会需要更多有态度的艺术作品

2019-03-20 09:17栏目:艺术
TAG: 艺术

  “只要我们不说,年轻的一辈总会忘记的。”这是王景春扮演的刘耀军在电影《地久天长》里,给出的一句善意的劝解,放在王小帅多年创作的图谱里,倒更像是他给自己创作时上的一记发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烙印在个体生命中的印记总得有人来记录。

  即将于3月22日上映的电影《地久天长》在王小帅的作品中无疑是重要的一部。不仅是因为包揽今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奖,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中承载了堪称王小帅作品中集大成般的更宏大的视野,以及对于个体命运给予更多关切和善意的温柔。

  2月14日,影片《地久天长》导演王小帅(中)和主演王景春(右)、咏梅出席该片在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作为第六代导演中最“高产”的导演,王小帅的表达欲始终是旺盛的。同时,他个人和家庭的经历丰富,也为他的表达埋下许多必须发芽的种子。《地久天长》在上海的首映礼上,王小帅在观众席拥抱了许多头发花白的老观众,他们中有王小帅小时候学画的启蒙老师,有父母支援三线建设的工友。过去十多年,他拍《我11》《日照重庆》《闯入者》,关于“老三线”的三部曲是献给这些人的史诗。

  1966年出生在上海的王小帅,两个多月大就被父母带去了贵州,13岁又随全家搬去武汉。1981年王小帅考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北京度过八年。大学毕业后,赶上分配末班车的王小帅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但并没有获得任何拍片机会。于是他打包好行李,独自回到北京。1993年借钱拍了电影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后,王小帅从此成为“第六代”的重要旗手。

  柏林电影节是王小帅的福地,之前他的作品《十七岁单车》以及《左右》分别获得评委会大奖、最佳新演员奖和最佳编剧银熊奖。距离上次在柏林拿奖已经过了11年,王小帅感慨这个电影节的坚守,一切仿佛昨日,什么都没变,“沙发摆放的位置、老主席欢迎全世界电影人的样子、它对电影的选择理念、参与的流程都没有变。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大变化,大幅度的飞跃向前,什么都以变化、以革新来振奋人心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地方保持传统不变,这让我感触很深。”王小帅说,“柏林让我再一次相信和强调,一个国家做事情,一个人做的事情,其实留存记忆是非常重要的。”回到柏林,王小帅说自己有“一成不变”的部分,“从《单车》到《左右》再到《地久天长》,都是跟中国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和世界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带着这样的电影回到柏林,我心里很踏实。”

  这是一部更加“王小帅”的电影,个体命运承载着时代变迁。两个家庭因为一次意外而生缝隙,再度聚首已经相隔三十年。生命只有一次,而告别无限漫长。时代洪流下,每个人都历经沧桑,三小时长串起中国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

  早在几年前,王小帅宣布开启自己创作新篇章“家园三部曲”的时候,他就对外宣称,他要做时间跨度更久、更宏大的叙事。而这些历史的痕迹被雕琢在一对夫妻身上时,纯粹的叙事和精准的视角也并不使影片中的事件显得刻意。很多个映后场合,观众们都问到王小帅这部电影是否有原型。王小帅回答说,“不需要原型,但这一定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故事。”

  《地久天长》被影评人评价为最有野心的王小帅,也不可否认是最柔软的王小帅。

  早年的王小帅是愤怒的,甚至有些极端。他拷问身份和前途,与时代对抗或者妥协,大多数的时候没有答案,或者不可言说。《冬春的日子》里放弃理想的人只能无望地将生活继续下去,更极端的《极度寒冷》里用自杀和世界划清界限。《青红》在离不开又回不去的异乡酿下无可挽回的苦果,《我11》在荒诞中走向公开化、仪式化的大处决,《左右》是希望与绝望并进的两难抉择,《闯入者》展现出加害者的代价和走不出的阴影……这些电影残酷到没有出口。

  而《地久天长》从柏林首映到最近全国大规模的点映,几乎影厅里都“哭成一片泪海”。这依然是个悲伤的故事,但王小帅给了观众情绪的出口,也给了片中人物和命运和解的理由。这种“和解”中,带有更多的深情,批判的意味淡了,王小帅想更多地让观众们看到人物的善良。“拍这个电影是非常自发、自然的,希望把经历里看到的,善良的中国人的一面,留在电影里,这是我特别想做的事情。”

  2月16日,咏梅(右二)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熊奖瞬间,王小帅(左二)激动拥抱她。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王小帅:年轻的时候表达自我的欲望会更强烈,但是随着自己的岁数的增大,每个导演可能不会一直处在那样的一种冲动之中。他会跟生活接触,自己的生命经验慢慢会演变,慢慢会更多的思考和更多的判断。好像相对就不像年轻人那么冲动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情感的因素,不会因此而减弱。好像说因为理性我就不带情感,它不是。情感在里面还是很重要的。

  澎湃新闻:《地久天长》相比过去的创作跨度更长,反思的东西也多,这种“扩容”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王小帅: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其实早年间的一些电影,都跟社会当时的现实是息息相关的,《十七岁的单车》就有当时进城里打工,《冬春的日子》里反映了1990年代初大家都想要出国。这都是很贴近现实的状态,它也并不是完全个人化。后来像关于“三线”的几部片给大家的印象,相对的带有我们自身的个体家庭的成长背景,这是没有办法的总要有人讲。这个事确实是很特殊的一群人,而自己是生在这群中的一份子,所以你总有一个欲望,想要把它介绍给别人,让大家知道这么一段历史,到表达的时候就是不得不切入到自己相对更个人化的视角里面去。在完成了这个东西以后,可能你再往下走,导演的创作必然还是会和现实发生关系,会更有共情点,会有更有广阔的思考,这是肯定的。

  王小帅:可能这个话当时说大了,对吧?就像最初打算拍“三线”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做三部,而且每一部都很艰难,一点点往前努着,做完了,算是心里的一个石头落地了。

  但之后还是有希望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视角不要停止的念头。但可能越这么构想越艰难,遇到了挫折,也有害怕的时候,觉得还不应该这么去设想。只能说如果有好故事,就往前一步一步地去做,有精力、有想法、有冲动就去做。并不是说一定要做成三部曲,它确实体量大,当你没有经历的时候,有点无知者无畏,真的做了反而不敢说了,包括《地久天长》,做得也很难。

  澎湃新闻:随着时代不断的前进,导演看待时代和历史的眼光,还有可以讨论的范围也在变化,你对这个范围边界的感知是怎样的?

  王小帅: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宏观的,越来越有历史观和现实观地来观照自己的生活以及现实的生活。往往很少有人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当下,就有清晰的理性的看法,大家容易从众,容易在一个大的潮流上一窝蜂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洪流之中,还能保持一点点自己的理性的独立的思考,甚至一些反思,可能起不到更大的作用,但是至少能够知道我的分寸在哪里,我的底线在哪里,这个很重要。

  澎湃新闻:这次拿了柏林的两个最佳演员奖,和过去自己作为导演、编剧得奖的感受有不同吗?

  王小帅:非常不同。当他们上去的时候,我的心就一下子融化掉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成就感,让我觉得,真的,成就别人是多了不起的事情。以前我拍电影不管是个小奖大奖的,总是念到我的名字,我要上台去感谢别人,我知道是所有人的工作一起成就了我。那天我突然感觉到成就别人那种豪迈感。幸福感还是很强烈的。

  澎湃新闻:本身这批演员基本上都非常有经验,你怎样指导他们的表演?他们有带给你什么惊喜吗?

  王小帅:景春说过一句话,他在这个戏里不是演员,他是生活的搬运工。我觉得非常精准。这部戏里面,演员都不像其他的戏,飙戏或者释放激情来表现演技,都不需要,因为他们懂得生活,他们的经历就已经足够支撑对这部戏的理解,他们只要生活在里面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剧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向心力,一众演员非常好地合作在一起。我们给他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土壤,所有一切营造1980年代、90年代的时间段,氛围到了,所有演员就像种子一样种在土里,他们自己就长出来。

  澎湃新闻:演员的选择上,这次的演员年龄似乎集体是偏大一些的,在做年轻的妆容上就会比较吃亏,怎么考虑选择这个年龄段的这些演员?

  王小帅:我觉得我们面对银幕上年轻妆的容忍度要比做不好的老年妆要高。 老年妆往往被人忽视,一到老年,演员就佝着背瘸着腿,把头发给刷白了,好像就老年了。但实际上弄不好就很难受,一看就是装老。所以在这个戏里,其实我有意要把演员整体的年龄段拉高一点,这样在老年妆上,希望大家看得更自然一点。同时因为这个戏的结构里面,大部分是他们五十岁左右的戏,现在这批演员可以很放松的自然地演自己的实际年龄。当然还是要面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年轻妆。好在现在电影的技术,还有高级的电脑后期,对这样的这种(年龄段)往前推的妆容的技术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两头就是不可能同时实现,要么保年轻的,要么保老年的,其实一开始是有在到底往哪头靠的选择上纠结过。但是年轻的状态演员们都经历过,他们也不用装,自然知道怎么演,但是如果更年轻的演员就没有经过更往后的人生阶段,我们要预防演员去“演”。现在看来,我觉得还是成功的。

  澎湃新闻:除了王景春和咏梅,包括影片中的其他演员,艾丽娅、徐程、李菁菁、赵燕国彰这些演员,也都是观众挺熟悉的老面孔。包括之前的作品你选择的演员,许多都是观众看着脸熟但并不算有那么高知名度的演员,有什么标准吗?

  王小帅:因为我希望这些角色都融在气氛里,融在这个环境里面,让大家相信就是这个人物,而不会始终觉得是个明星。这样的话像这种没有那么红的演员就其实更加适合塑造。假如说都用大家太熟悉的明星,虽然有他的知名度,但是观众总会觉得他是他自己,而不是这个角色。所以我都会更倾向于找好演员,适合角色和气质的演员。当然如果有超级的大明星也愿意合作,同时本身特别适合这个气质的,我当然都是接受的。

  王小帅:其实我们呈现的不是压抑,是一种隐忍,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人,他遇到了这样的挫折,这样的苦难,但他隐忍着。所以我要求这个戏里面没有人是遇到事以后大哭大闹的,甚至他都要含笑对待对方。这是让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生命里最打动人的地方。

  澎湃新闻:但是导演特辑里面有你痛苦流涕的画面,你在那监视机前痛哭的是哪场戏?

  王小帅:这场就是最后老年的他们两夫妻回来到医院去看海燕那场,我让演员千万别给我哭,老同学是20年不见,大家都老了,没人上来就哭的。但是他们两队人,上来都没忍住,我想这是演员在那个情境里了没办法,演员都控制不住自己对过往的这种感慨。结果我也被他们弄得没控制住。有好几场戏是这样的,本来设计是没要怎么样,有的时候像频道一对接上,就控制不住了。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苦难?对于这些因为时代而造成命运困境的个体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在创作中有变化吗?

  王小帅:当然我是觉得人最好都不要经历这些苦难,但是确实人是无奈的。因为我记得我父亲到老的时候就跟我们说,我们这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地过,到这个时候就相当了不起了。可是这样的话其实它是有它的潜台词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总是经历各种变化,每个人总是要在里面想办法好好地保护家人生存下去,这就是生活。有大苦大悲,遇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还要活下去。这就是基本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生活。

  我始终觉得一个导演,你应该面对的就是这些普通的人,这些生活在社会的大的机器里面,很柔弱的人,用电影去表达关怀,去面对他们。

  澎湃新闻:之前博纳老总于冬评价你说你年轻时候的片子比较有戾气,用愤怒的镜头对抗世界,现在你变温和了,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王小帅:首先他说的这个戾气,可能我觉得不太准确,不要觉得对社会的批判和质疑或者愤怒,就是种戾气,这是不对的。社会的发展,要往更好的方向走,需要更多的这种带有态度的艺术作品。甚至要说戾气也要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正常的东西。甚至年轻人的一些愤怒,只要控制得好,应该可以是很宝贵的情感。

  澎湃新闻:所以你自己是承认你变温和吗? 包括这次的人物是无条件善良,结尾也温暖。

  王小帅:其实我一直是个很温和的人,只不过年轻的时候表达更直接一点,可能看事情更单一一点。所以会觉得年轻人看这个世界,他要挣扎出头的时候那种悲壮感更强一点而已。你觉得看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呈现的是一个生活的本身的样态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偏人性温暖的设定是一开始就在写剧本的时候想好的,我特别坚信,而且一直在体会这种人的存在。我们的父辈、同辈那种善良的人,他自己没有多大的本事,也没多大的背景资源,但是他能够散发出来的善良,我是有体会的,这真的是实实在在存在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主义,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的共性。

  澎湃新闻:说到“宏大”,肯定绕不开这个片子三个小时的时长,你觉得是必须如此还是上次《闯入者》在市场上的遇冷让你决定彻底“任性”了?

  王小帅:决定这个戏的时候,它的跨度就在那了,从一个职业的判断就知道要做这个故事就不会太短。它当然首先是出于叙事必要。但其实三个小时看着长,真的看起来也还挺顺畅的。我们当然会尽量浓缩,不会长达五个小时,七个小时八个小时这种。三个小时的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它不是孤立的。只要它这个空间是合理化的话,这种片子还是会被消化。再加上你有充分的情感内容和故事推动,所以三小时不是很可怕的事情。

  澎湃新闻:上一部《闯入者》上映的时候,因为排片低,我记得你一度处于一种还挺愤怒的状态,后来怎么消化这种情绪?这一次做了更不利于排片的选择会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王小帅:实际上就像我所表现的人物一样,愤怒是当时当刻的,之后你还得生活下去,还得继续做,只要你认为做的是正确的,不会因为那一时一刻的这样的事情去改变自己的态度。再加上整个中国艺术电影市场的培育是需要时间的,环境的整个变化我也在看。现在只能说我们其实努力地贴近生活去创作,也做了很多的宣传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够让人听到和看到。但不能因为结果不如人意就停止你的创作,还得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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